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特种兵”们力图将有限的休息日发挥到极致。但“特种兵”一词也暗示了这场旅行的频度与强度。曾经，人们将旅行视作难得一遇的“冒险”，希望去不一样的地方，总以为在另一个地方事情会有所不同。如今，旅行设施的倍增、改善及廉价化让更多人能够到达遥远的地方。但前往异地的经历、在当地的经历和从当地带回的经历全都大相径庭了。当旅行变得频繁，它还能为现代人带来思想和情感上的改变吗？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物学家、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就已预言：我们正在经历旅行的消逝。

在《幻象》中，布尔斯廷认为现代游客的旅途中被填满了伪事件。旅游团的兴起、打卡地的走红，这些让旅行者看到的只是被特意安排的节目。人们开始相信，两周内就能体验冒险的一生，享受出生入死的兴奋但又完全没有一点风险。于是，途经的景点都流于同质，旅游成了同义反复。当我们越努力、越有意识地去拓展自己的体验，这种同义反复就更加无处不在。

虽然这部作品已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其中关于“伪事件”的洞见时至今日仍具有启发性。正如布尔斯廷在初版前言中所述：“这本书谈论的是我们自欺的艺术——我们如何掩盖事实，不让自己发现……无论选择哪条路，最好都能先看清我们所处的形势。”

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开始认为新科技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必然规律的困扰。如今，每日体验异国风情（而且还不能失其风味）、让庸常之物彻底消失的期望，成了我们所有人沮丧的根源。

“冒险”这个词已经成了语言中最无味、最空洞的词语。由于不断过度使用这个词，我们让它失去了原先的通常含义——“一次不寻常、令人忐忑的经历，常带有浪漫气质”，并把adventure一词变回了它最初的意思，仅仅是“一件事”罢了（拉丁文adventura和advenire）。但相对于adventure的原义，即“自然发生的事件；机会，偶然，运气”，现在的它通常指一次人为设计的以供售卖的经历。其含义的改变不仅是伪事件在近来无处不在的症状，还标志着我们如何用过度的期望击败了我们自身；世间的意外——“冒险”——以及其他一切都满足不了我们。

没什么比旅行观念的转变更能体现我们新近发展出的过度期待。在人们还能做选择的时候，旅行最古老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看看陌生的事物。人们有种无药可救的渴望，希望去不一样的地方。这展示了他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无从满足的好奇心。我们总以为在另一个地方事情会有所不同。“旅行，”笛卡尔在17世纪写道，“几乎就是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由于饥饿、恐惧或受压迫而上路的人，希望新的地方更加安全、更能吃饱饭、更加自由。生活在安全、富足且体面的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旅行，是为了逃脱无聊、躲开熟悉之物、发现异域他乡。

以前的人们总能成功。思想的巨大震动总是发生在旅行的好时代之后。纵观历史，前往远方、见证奇闻异事刺激着旅行者的想象力。他们感受到的惊异和快乐，使他们意识到家乡的生活没理由保持一成不变。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天堂和俗世中的一切比他们的哲学所梦想的更为丰富，生活的可能性尚未在平庸的街道上穷尽。

近几十年来，出国旅行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854年，大概有三万多美国人出国；一个世纪后的1954年，有将近一百万美国公民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国家。排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后，现今美国人出国旅行次数是一百年前的五倍。以国家而言，我们可能是这个年代最频繁旅行的人民，甚至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如此。但深思过后，这种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出国旅行如今变得多么频繁，而是这么频繁的旅行竟没有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带来什么改变。

看来，旅行并没有明显让我们变得更胸怀四海或更体贴他人。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过去更愚钝或不可教化。相反，是旅行这种经历本身发生了转变。许多美国人现在会“旅行”，但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和它古老的意思不一样了。旅行设施的倍增、改善及廉价化让更多人能够到达遥远的地方。但前往异地的经历、在当地的经历和从当地带回的经历全都大相径庭了。经历被稀释、被伪造、被预制。

现代美国旅行者的旅途中填满了伪事件。他所期待体验的异国情调和熟悉事物都超过了世上原本所能提供的。他开始相信，两周内就能体验冒险的一生，享受出生入死的兴奋但又完全没有一点风险。他期待所有的异国情调和熟悉事物都能随叫随到：附近的度假地可以带给他旧世界的魅力，而如果他住宿选得好，还能在非洲中心享受家一般的舒适。他抱着这一切期望，要求有人向他提供这一切。他付了钱，就希望钱没白花。他要求整个世界都变成伪事件的舞台。世上也不缺少诚恳且富有创业精神的人试着给他提供他想要的一切、推高他的期望、满足他对不可能之物那贪得无厌的胃口。

逝去的旅行

几乎直到20世纪，出国旅行都是艰难且昂贵的辛苦事。美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为了“乐子”而出行的。异国首都提供精致的享受：与聪明人对话，欣赏画作、雕塑和建筑，在已逝文明的残垣中陷入浪漫的沉思，到诗人的出生地、到政治家和演说家的扬名之地朝圣。人们在看到“世界奇景”时会生出一种通常在意料之中的惊奇之情。这是多年来欧洲人在欧洲旅行的模式。“一学会一点拉丁语，”法国才子圣埃夫勒蒙在写于17世纪的喜剧中描画了一幅讽刺的图景，“我们就开始准备旅行了……由于我们的旅人都很有文化，他们难免要带上一本装帧精美但完全空白的书，他们叫它签名簿。带上这件装备，他们特别注意请那些碰巧遇见的当地学者为他们签名。”

年轻贵族出国旅行还为了长大成人，四处浪荡。他可以在惬意的远方纵情欢愉，远离家园，不至于损毁名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记录道，在他的时代，财力足以负担旅行的家庭在惯例上会“在年轻人毕业离校后立刻把他们送到外国，不去上大学。据说，我们的年轻人从旅行中返家后，表现总会大有起色。年轻人十七八岁离家，二十一岁回家，年龄增长了三到四岁，都在国外度过；在那个年纪，三到四年间是很难没有什么大进步的”。

然而，斯密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做法十分冒险，常常会腐化年轻人；他说，这种习俗之所以兴起，只是因为英国大学水平太差。英国的财富让年轻人能够在欧洲大陆（根据德国一位观察者在1760年不无嫉妒的评价）“寻欢作乐，甚至在意大利也不例外……他们有大笔钱财可以挥霍，这不仅让他们更积极地冒险，还让他们有能力用金钱打通关节，或是花钱消灾”。

17至18世纪，许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喜欢自吹拥有多个祖国。旅行意味着见过世面。除非阅历丰富，否则在国内也称不上有教养。年轻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孔蒂可作为一例（根据历史学家保罗·哈泽德的记述），他出生于意大利帕多瓦，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于1715年在伦敦与人讨论新近兴起的微积分，之后又顺路到荷兰向自然学家和显微镜制造者列文虎克致敬——这一切都发生在前往汉诺威拜见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路上。

对美国人而言，事情也是这样，直到将近19世纪末时，旅行这种经历也还只属于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富兰克林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发生在英国下议院的委员会会议室里，也在巴黎的沙龙（和卧室）里。杰斐逊和其他有教养的美国人仍然相信一个遍及全球的“文人共和国”，十分渴望接触欧洲同胞。亨利·亚当斯在柏林、罗马、伦敦和巴黎的经历就是理想化的美国版欧洲式壮游。亨利说，亚当斯一家，包括他、他父亲及祖父的所有成就，“都主要来自欧洲赐予他们的牧野”。如果没有欧洲的帮助，他们很可能只是地方律师或政客，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终其一生只能如此。

当富兰克林、杰斐逊、查尔斯·萨姆纳或亨利·亚当斯这样的人到达欧洲时，他们被引荐给名流伟人。亨利·亚当斯称他的欧洲旅行为第三次或第四次教育。就像其他教育手段，这样的旅行十分愉快，但也需要下苦功。

邮递设施的缺乏和报纸的稀有让人更有动力旅行。同时，行走在真正无路可走的土地上十分艰难，愿意出国旅行的人怀着严肃的目的，就算不那么严肃，至少也是真诚的。旅者愿意冒着被抢劫、被杀害、患上疾病的风险，在无路的荒野上寻路，穿过宽阔的沼泽，通过深及马车轮轴的泥泞。“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位18世纪的历史学家记录到，“要七匹马才能在乡间拉动乡绅笨重的四轮马车，有时候还得用上几头牛。”将近1800年时——依靠两位苏格兰工程师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的工作—现代造路科学才得以发展，廉价高效的路面加固法才成为可能。

旅行经历也是一场冒险，只因为没多少人负担得起，或是敢于面临这么多艰难困苦。现代酒店还没被发明。游记里的别致小旅馆中，所有舒适享受都值得大书特书。奢侈的单人床十分罕有，除了因为床上有蟑螂、臭虫和跳蚤陪伴，还因为旅馆老板会随意把不止一位客人分配到同一张床上。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人记录称，遇见同在旅途的人有多难，更别说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了。18世纪的亚瑟·杨发现“旅人的数量少得令人惊奇”。他沿着大路往巴黎城外走了五十公里，整整一天“只看见一位绅士的马车，路上连个绅士的人影都没有”。

19世纪中期后不久，随着图像革命开启，出国旅行的特性—首先是欧洲人的旅行，然后是美国人的旅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高潮。在此之前，旅行需要长时间筹划，花费极巨，耗时极长。旅行可能威胁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旅行者曾是主动的，现在他变得被动了。旅行不再是体育锻炼，而成了观赏运动。

这一变化可以用一个词描述。这是旅行者的衰落，游客的崛起。这些词语有着妙极了的准确性，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旧英语名词travel（就其旅行的意义）原本和travail（意为“问题”“劳作”或“折磨”）是同一个词。而travail一词，应该是通过法语作为中介，从通俗拉丁语或罗曼语族中的trepalium转化而来，指的是一种三足的折磨用刑具。去旅行——去travail，或（后来的）去travel——在当时就是一种劳神费力、十分麻烦的经历。旅行者是个积极忙碌的人。

在19世纪早期，一个新的单词进入了英语，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旅行的世界经历了什么变化，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这个词是tourist（游客）—刚开始中间还有个连接符，写成tour-ist。我们的美国词典现在把游客定义为“一个愉快旅行的人”或是“一个旅行的人，尤其是为了享受而旅行的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tourist一词中的tour是使用逆序构词法从拉丁词tornus而来的，而这个拉丁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一种画圆的工具。这样一来，旅行者是在从事某项工作；而现代游客则是找乐子的人。旅行者是主动的；他费力去寻找人、寻找冒险、寻找经历。游客是被动的；他期待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观光”（sightseeing，这个词也在同一时期出现，最早的成文记录在1847年）。他期待一切都替他料理好，为他服务。

出国旅行不再是一种活动了，而是一种商品。游客的崛起起初只是一种可能性，后来成了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吸引人的旅行项目被包装起来，以套餐出售（所谓的“包价游”）。通过购买一次出游，你可以强制另一个人保证有趣并宜人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以批发（长达一月或一周的旅行，或某国深度游），也可以零售（一日游，或是只参观某个外国首都）。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十分熟悉，在此也有必要再提一次。首先，最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的进步。19世纪后半叶，铁路和远洋轮船真正把旅行变得舒适了，不适及风险突然减少。整个历史上，长途运输工具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够卖给许多人，还十分廉价。为了保证能得到满意的投资回报，它必须要大量卖出。

这些资本投资之庞大，意味着必须要让设备时刻运转，运送成千上万的旅客。现在，一大批人将会被引诱出门，为了享乐而旅行。庞大的跨洋轮船只靠外交官、出公差的人或像亨利·亚当斯这样为提升教养的人可填不满。消费群体必须扩大，包括出门度假的中产阶级，至少也要拉上上层中产阶级。出国旅行被大众化了。

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就是“跟团游”。计划完备的团体出游甚至能把爱待在家的害羞者吸引出来。但在那之后，少有向导免费提供服务，向导引领的旅行本身成了一种商品。冒险被打包成套餐出售，保证消费途中没有风险。在英国，旅行距离很短，中产阶级兴盛，铁路发展得早，因此催生出第一次组团旅游。根据传说，第一个旅游团出现在1838年，火车将游客从韦德布里奇带到邻近的柏德明，在那里参观两个杀人犯的绞刑仪式。由于柏德明行刑的惨状在露天车站就能看见，这些短途游客甚至没走下开放车厢就享受了这场乐子。

出国旅行现在当然成了一种商品。就像任何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一样，它可以用批发价购买，还可以分期付款。19世纪早期，波士顿的查尔斯·萨姆纳向几位相信他未来会有出息的老朋友借钱去欧洲旅游，当时这被看作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奇特事件，一件咄咄怪事。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在付不起旅费的情况下出游。“现在先去，日后再给钱。”你的旅行社会帮你安排的。

当旅行再也不是量身定做，而是流水线产物、可以在店里买到时，对它的内容我们就没那么多可说的了。我们也越来越不清楚我们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购买了若干天的假期享受，甚至也不知道套餐里包含什么。

一个好的旅行套餐必须包含保险。在这个意义上，旅行的危险性成了过去式；我们买的套餐直接包含安全和内心的平静。别人帮我们把风险都担了下来。1954年，悬疑片《情天未了缘》描绘了一架豪华班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一次问题重重的航行。机上各式各样的度假者乘飞机前往中太平洋，享受一到两周的悠闲假期。引擎熄火后，乘客的精神开始崩溃。最后，为了让飞机不至于坠毁，机长要求把行李扔下去。我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座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母子，孩子还很小。他看上去不太纠结于乘客所面临的生死危机，但当乘务长把乘客各种雅致的随身行李扔进海里时—奢华行李箱、帽盒、便携打字机、高尔夫球杆、网球拍—男孩开始坐立不安。“他们怎么办啊？”男孩大喊道。“别担心。”母亲安慰他，“都上了保险了。”

当旅行者的风险由保险承担时，他就成了游客。

奇怪的是，许多景点十分偶然地作为民主革命的副产品出现。但很快，他们就成了精心筹划的产物，被国家旅游部门大规模、大批量制造，以吸引远方的游客。

现代博物馆同现代游客一样，是民主兴起的产物。两个现象都体现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艺术的大众化、私人艺术赞助的衰落，以及中产阶级识字率的提升。将珍贵、奇趣且美丽的物品收集起来，一直都是有权有势之人的专属。很久以前就有私人博物馆，但很少向公众开放。至少自罗马以降，最好的艺术品与学术收藏都归私人所有。第一间现代公共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1753年由议会法案授权建造。这座博物馆源于汉斯·斯隆爵士的遗嘱，他在过世那年将惊人的书籍、手稿和古玩收藏捐给了国家。在欧洲大陆上，大部分伟大的艺术博物馆是新兴中产阶级在18世纪末以来的革命中所搜刮到的战利品。卢浮宫曾经是王室宫殿，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成了公共博物馆。

现在，参观欧洲最好的艺术博物馆，就是去参观民主时代以前的富豪、贵族与君主的居所：在佛罗伦萨，是乌菲兹宫和皮蒂宫；在威尼斯，是总督宫；在巴黎，是卢浮宫；在维也纳，是美泉宫。从众多王公贵族的住处取来美丽的物件，放在废弃宫殿中最气派的一座里，供公众观看。画作、雕塑、挂毯、餐具，还有其他小艺术品（一度属于当权的贵族阶层生活中的内饰或家具的一部分）于是被“解放”，被民众解放，为民众解放。现在这些东西要向整个国家和所有参观者展示。普通人现在可以看到从宫殿内部拿出来的珍宝，它们原本装饰着贵族阶层牢牢保护的私密餐桌、卧室与浴室。

终于，每个人都能购买库克公司的跟团游，参观过去时代的艺术珍品，只需要象征性地付点钱，甚至免费。政治家把这些新的博物馆看作教育与文化广泛普及的象征，把它们看作是纪念碑和民族骄傲的催化剂。它们也的的确确如此。现在，这些场所依然是远道而来的朝圣游客的目的地。

把波提切利、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放在一间房里，花几分钟就能看完；把多那太罗和切里尼的雕塑从各处教堂、修道院和会客厅里拿来，放在一间大厅里长期展览；把偏远宅邸和狩猎小屋中遮盖墙壁的挂毯取下，在位处中心的博物馆里展开—这实在是太方便了。但这会导致一个无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事物都脱离了它们的情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被歪曲了。或许，相较于体验质量的下降，就参观者所能见到的艺术品数量而言，存在着更大益处。但问题在于，这种安排对体验所带来的影响十分直接，无可否认。

不可避免地，这些博物馆成了主要游览景点。它们现在依然如此。然而，几乎所有博物馆的展品都脱离了适当的情境。对每个单独艺术品的印象或对该国家文化历史所留下的整体印象，无论是不是来自参观博物馆的体验，总是不自然的。这种印象是拼凑而成的，为了你我的方便，为了教育、消遣、娱乐。但要拼凑出这种东西，艺术专员就必须把曾经真实的环境拆得七零八落，正是那些特定的文化整体创造并享有这些艺术品。

博物馆游客参观的是文化产品的仓库；他没有看到活的文化的生命器官。即使人们参观的博物馆曾经为私人所有，原本的收藏也已被大幅稀释或扩充，以至于体验本身成了新的人造物。只有博物馆本身是十分真实的——是一项持续经营的事业的功能部分。欣赏凳子上的缎带和祖先画像的人，再也不是这个家族的子孙，这是这种变化的象征。每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被从它本来的环境中摘除，好让我们能方便地盯着它看，这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离开原来的环境后，艺术品的某些部分已经死了。

博物馆只是观光景点的一个例子。所有观光景点都带有这种虚假的伪事件特点。从前，旧时的旅行者访问一个国家时，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真实模样。提香、鲁本斯的作品或哥白林挂毯会挂在宫殿墙上，是王公贵族聚会或社交活动的背景。民歌和民俗舞蹈也是属于本地人的创造。然而现在，游客看到的更多是观光景点，而不是国家本身。现在，他很少能看见活生生的文化，而只有特地为他搜集而来做了防腐处理的标本，或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节目：标准的造作产物。

当旅游景点成为伪事件时，它们才能最好地满足原定的目的。为了能够随意重复，它们必须得是人为造作的。对其人造属性的强调，来自旅行社那种无情的坦率。他们确实能向你保证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产物，而只是那些特意为旅游消费和外国顾客准备的东西。为了满足旅行社和游客的过度期待，各地的人都在自愿变成自己不诚实的仿品。为了在最好的季节和最方便的时间提供一整套节目，他们歪曲了自己最庄严的仪式、节日和民间庆典——一切为服务游客。

在还不算太久远的年代，没有什么概念比踏上旅程更简单、更容易理解了。旅行是变化的普遍比喻。当有人离世，他便开启了一趟从未有人归来的旅程。或者，根据老套的说法，一个人死时就是“上路了”。哲学家观察到，我们借助空间的坚实来躲避时间的神秘。比如说，柏格森曾辩称，对时间的度量必须借用空间的比喻来表达：时间是“长”是“短”；另一个纪元是“遥远”还是“临近”。

现代生活的一个微妙混淆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庇护。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穿越空间了。我们仅仅穿越时间，通过时钟一致的滴答响声来衡量距离，我们陷入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解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要去哪里，甚至是我们要不要去。

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越来越快捷，时间本身也退化为对空间的度量。新的超音速交通工具已经进入设计阶段，它能在两小时内让旅客跨越北美大陆，只要两个半小时就能从欧洲到达美国。我们正在接近“即时旅行”的时代。如此，在这个充满同义反复的时代，用时间来度量时间本身看来再适合不过了。

我们把自己的时代叫作“太空时代”，但对于我们来说，空间的意义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贫瘠。或许我们该把这个时代叫作“无空间时代”。这个星球失落了旅行的艺术，地上所有空间都变得同质，于是我们便在太空的同质化（或是多样性的希望）中寻求庇护。外太空旅行带给我们的景观体验总不会比新修的美国超级公路上的要少。我们被裹得严严实实，燃料、食物、睡眠和观光，这些旅游问题够我们受的了。到了月球上，我们的体验会得以拓宽吗？恐怕只有当月球上为我们准备好观光景点那天才能知道答案。

就连我们的旅行文学也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变化。以前，这些文章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是丧葬仪式与婚礼习俗，是乞丐、手艺人、旅馆主人和商铺老板的奇异行径。大部分旅行文学都沿袭马可·波罗的路数。然而从19世纪开始，尤其在20世纪，游记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反应”的记录，而非新信息。从“意大利的生活”，变成了“美国人在意大利”。人们去看的是他们知道会在那里的东西。唯一值得记录的、唯一还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是他们自己的反应。

外国，就像名人一样，成了对伪事件的确认。我们的兴趣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好奇，好奇自己的印象是不是和报纸上、电影上和电视上的镜像一样。罗马的特莱维喷泉真的像电影《罗马之恋》里一样吗？香港真的像《生死恋》里一样吗？香港是不是到处都是苏丝黄这样的人？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用现实检验形象，而是用形象检验现实。

当然，旅行历险还是能实现的。但现在，冒险不太会是出游的人所收获的副产品。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提前筹备、策划、安排，才能保证到达之后体验到的不是成千上万游客所享受的那种干净、愉快、放松与舒适。我们必须编造风险和威胁，去搜寻它们。

如今，编造旅行中的风险所需的金钱、天才、想象力与进取心远胜当年为避免风险所做的努力。设计冒险所需的工作量几乎与熬过危险相当。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并没有这样的时间或金钱。如今，旅行历险不可避免地带有虚假、伪装、不真实的特点。只有无聊的旅行体验才是真切的。对于濒危的冒险旅行家以及其余大量由旅行者转变为游客的人而言，旅行成了伪事件。

再一次，伪事件掩盖了自发的事件。背后的原因也还是那些。团体游、观光景点、会展、展览会，这都是“专为游客准备”的，所有预先设计好的冒险都真真切切地在广告里提前说明了。这些事件都可以方便、舒适、毫无风险、毫无问题地安排好，而自发的旅行过去从不如此，也绝不会如此。我们去的越来越多的是我们期望去的地方。我们被许诺会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否则退款。

不管怎么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旅游，但并不是为了看些什么，而是为了拍照。同我们的其他体验一样，旅游成了同义反复。我们越努力、越有意识地去拓展自己的体验，这种同义反复就越无处不在。无论是要寻找伟大的榜样，还是要寻找在远方的经历，我们看向的都是镜子，而不是窗外，于是我们能看见的，就只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