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能鸣善斗，作为从《诗经》中“走出”的诗意之虫，自古与节令有密切关系。不仅甲骨文中的“秋”字状似蟋蟀，《诗经》中也通过蟋蟀对气候变化的反应表达季节的更替。因蟋蟀一般在秋天鸣叫，民间还出现了“促织鸣，懒妇惊”的谚语。

　　除了预报季节，“国虫”蟋蟀还被文人雅客赋予了象征意义，成为寄托情怀的载体。唐代以后，吟咏蟋蟀的诗词歌赋、以其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逐渐增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还曾总结出蟋蟀的五大品德，即“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时归宇，识时务者也。”

　　因此，并不难理解“斗蟋蟀”一时成为朝堂内外的风雅之事。作为中国独有的民俗活动，斗蟋蟀这一“大兴于宋、至盛于明清”的民间搏戏已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出浓郁的东方气息，在中国多地都有流行。

　　上海七宝就曾是斗蟋蟀的“重地”。七宝地区地势适中、不涝不旱，泥土肥沃松软，为蟋蟀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理想的生长繁殖环境，因此七宝蟋蟀一度成为勇猛善斗的名品。

　　“我小时候都去七宝那边抓蟋蟀的，后来城市化以后，七宝蟋蟀就没什么生存空间了。但野生蟋蟀因为经过自然的磨砺，野性更足。”钟华的蟋蟀店坐落于岚灵花鸟市场的聚奇城中，作为由“虫友”转型的“虫商”，他对挑选蟋蟀的技巧如数家珍，“现在大部分商家都去山东、河南、河北几个产地选蟋蟀。每年立秋开始挑选，到白露就结束，要挑头大、牙大的”。

　　打开蟋蟀罐，拿蟋蟀草拨弄几秒，钟华便对这只蟋蟀的优劣了然于心，盖上罐写上或600元(人民币，下同)或1000元的价格，“出去买虫的时候，像那种50元或100元的蟋蟀一般直接批发两箱，货运回来。好的蟋蟀算得上百里挑一，一般一趟就六十几只，我就自己人肉背回来”。

　　据他介绍，山东等地已然围绕蟋蟀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到了季节，山东一些地方围绕蟋蟀在转，每年全国有几十万人汇聚到那里。很多男人晚上抓蟋蟀，白天就让妇女孩子卖”。

　　“上海主要还是围绕产业下游的‘养’和‘斗’，再过半个多月，上海的斗蟋蟀就要开始了，‘虫友’会相约在一些茶室进行比赛，一般都是爷叔参与，年轻人和女士比较少。”钟华告诉记者，上海每年还会举办斗蟋蟀的比赛，比如“秋趣杯”，“比赛现场只留一个裁判和两个蟋蟀主人，其他人只能通过电子屏幕观战，因为人的呼吸和体温会对蟋蟀的状态产生影响，女士涂香水是更不允许进入的”。

　　张大爷挑了一上午蟋蟀，身边的袋子里已装满大小不一的蟋蟀罐，“我从小就喜欢观赏昆虫，退休以后加入了斗蟋蟀圈子，有了一帮老朋友，时不时约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