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所在象岗山上的拱极炮台遗址。南越王墓所在的地段，正是明洪武年间扩修广州城的北门所在。清顺治年间在这里修筑了拱极炮台，与邻近的保极、永康（又称四方）、耆定三座炮台一起，构成了拱卫广州城北门的防线。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沙路炮台全景。李克义供图

■白兔岗炮台之巨炮（《珠江星期画报》1927年第4期）。 图片来自《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

■2016年至2017年，广州市考古院与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在广州以往历次文物普查和文物考古成果基础上，结合“广州古代城防总体保护规划”和“长洲要塞”与广州近代城防综合研究项目成果，编著《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

广州的“城防史迹”有哪些？历史上的广州城防有何特色？到了清代，炮台为何成为防御的主流？暑假期间，三个有关“广州城防”的展览正在热展，它们是“长洲要塞史迹展”（南汉二陵博物馆）、“长洲要塞与黄埔军校”图片展（长洲岛军校剧场）、“拱卫广州——广州城防史迹展”（南粤先贤馆）。

作为本期专题的一部分，收藏周刊记者综合以上展览信息以及《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编著，主编李克义）》等相关著作内容，为读者呈现若干重要知识点。

1什么是“广州城防史迹”

广州城防史迹，指历史上为了广州城区的安全防护和保卫，直接或间接建立的城防设施而留存至今的史迹；时间上，自广州建城（时为番禺城）起，至民国成立。（由于广州历史上所辖范围较广，《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述及广州城防史迹时，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作适当延伸。）

古代中国，“城”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而我国古代战争频繁，因此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城为中心，以城墙为主，城壕为辅，点线结合、综合配置的防御体系。

广州位于三江（西江、北江、东江）总汇处，南临南海、与江海相通，作为古代航海港口，远通南洋诸国。自秦汉以来，广州始终是中国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广州城由小扩大，逐步拓展，但城区中心一直未曾移动，这也是广州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广州在城市的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城防史迹（含部分考古遗迹），范围广、种类多。经过调查或考古发掘，至今保留下来的城墙、濠涌、炮台、烟墩等城防史迹及其他相关史迹有约40处。

2最引人注目的城防史迹是炮台

从时间上考察，广州城防史迹年代最早的遗存，当为经过考古调查、发掘所得的古城墙遗址。这些古城墙遗址位于广州老城区即今越秀区、荔湾区辖内，计有西汉时期南越国宫墙遗址，东汉、东晋、南朝城墙遗址，唐代城墙遗址，宋代城墙遗址，明代城墙遗址，镇海楼与广州明城墙，西门瓮城遗址等等。此外，老城区还聚集了多条濠涌，如现存的东濠涌。

类别上，广州城防史迹除历代城墙遗址、濠涌外，还有卫所、莲花城、烽火台，以及其他相关史迹。在所有广州城防史迹中，炮台史迹因其数量大、分布范围广而最为引人注目。现存炮台大多数清代炮台，其中又以晚清为主。

后来研究者鉴于虎门为进入广州的第一道门户、黄埔为进入广州的第二道门户的特殊地理位置，笼统地将白鹅潭至广州城及省城附近的炮台称为城防炮台，将狮子洋至白鹅潭之省河段的炮台称为江防炮台，将伶仃洋至狮子洋地段的炮台称为海防炮台。

抗日战争时期，虎门炮台仍作为广州前哨，发挥抗敌作用。

3海防地理思想的转变

海防始于明代，茅元仪曰：“防海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中国海防之兴，乃是起因于明代以来倭寇的侵犯，海防学问的源头即为当年的御倭历史。

清末广东的海防地理思想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转变。由于广东在清朝中期以前防御的对象主要是“寇盗”，所以防御重点在靠近闽台地区的广东东路。清中期以后，随着广州中西贸易的发展以及列强军队试探性的进攻，清朝统治阶级对外夷的野心有了充足的认识，这在晚清的海防著作中是可以看出的。此时，海防地理的重点已由东路转到了中路的广州，而省城又是中路的“堂奥之防”。

魏源从鸦片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对西洋火炮尤为重视，《海国图志》收录了丁拱辰的《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西洋圆形炮台图说》《润土炮台图说》《炮台旁设重险说》等，详细介绍西洋炮台的建筑技术。

其实，炮台代替城堡成为最重要的防御工事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

清朝以前大都是以城堡为中心构筑防御工程。自明入清，广东海防工程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城堡的非军事化趋向以及炮台取代城堡居于海防一线的地位。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广东总督杨琳“题请于各属海口要隘堪以泊船登岸，凡有淡水可取之处，均相地堡添设，改筑炮台、城垣，共一百一十六座。安置炮位，派拨官兵防守”。当时清军海防任务主要在于防盗，其时海盗尚不成规模，设置炮台也是因地制宜，重在防守，所以早期炮台是设置在交通要道和淡水汲取处。杨琳认为这些炮台的设置“以高临下，遇有贼船，开炮攻打，立成齑粉。一台之设，胜于兵船数十；一堡之兵，可当劲卒千余”，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大员对炮台的重视。

在清代，炮台成为主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军事体制变革是海防工程嬗变的背景因素；其次，驻防格局变化是海防工程嬗变的现实需求；再次，防御目标转移是海防工程嬗变的直接动因；最后，火炮技术提升是海防工程嬗变的物质基础。《海国图志》对炮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该书的海防地理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长洲岛防御曾得“技术性突破”

光绪年间，越南局势愈加紧张，引起了清廷和广东督抚的警惕，广州江防得以调整和完善。性能更优、射程更远的西方新式火炮和相应的筑台技术大量引入中国，弥补了旧式火炮无法覆盖像长洲岛以东至狮子洋以西这样较宽江面的缺陷。因此，长洲岛极冲之地、省河咽喉的地位得以凸显，从技术上解决了在此修造炮台群的障碍。中法战争爆发，战事牵动着广州防务布局和人事调整，深刻地影响着长洲炮台群的修建。

清光绪年间开始，长洲岛及两岸的鱼珠、牛山、沙路地区有着“第二重门户”和“第二要塞”之称，其下连“第一重门户”虎门地区，上接“第三重门户”二沙尾、大黄滘地区及省城。长洲及两岸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被视为广州省河防御乃至整个防御的重心。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使得广州海防形势紧张，张树声、张之洞等于次年陆续在沙路建炮台9座，与附近长洲、鱼珠、牛山等地炮台连为一体。其后，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核心战场转移至京畿地区，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等地，长洲要塞地区的炮台无用武之地，这也使得炮台基本免遭战争破坏，完整地保留到民国。

民国初年，长洲要塞炮台成为广东军阀及政治派别争相争夺的军事资源。1937年，日军入侵虎门地区，长洲要塞炮台虽处于战争的二线而未与日本海军直接交手，但其作为虎门要塞炮台的支援，使得虎门炮台坚守了一年多才被攻破。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长洲要塞炮台基本未与西方列强交火，也未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洲要塞炮台在中法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法军和日军的入侵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版主要文字资料来自《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