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禾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关于多氯萘等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要求的公告》，对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作出了淘汰或限制的规定。截至目前，我国已全面淘汰23种类《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国主要行业二噁英排放强度大幅下降。我国对新污染物的治理步入“快车道”。

　　动态开展对新污染物的“筛—评—控”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环境中，且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被纳入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风险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据了解，新污染物大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同时，新污染物还可以随着空气、水流实现长距离迁移，并经食物链富集后，长期蓄积在生物体内。

　　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指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行动方案》还明确提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分阶段目标任务、实施路线图。《行动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已全面启动。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刘国正说，与常规污染防治不同，新污染物治理的复杂性在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种类繁多、来源广泛、环境风险隐蔽。在确定每种新污染物治理措施时，需紧密结合环境风险的特异性，找到有针对性的环境管理对策。

　　“目前，我国在有毒有害新污染物监测分析、风险评估、排放源溯源、污染物有效去除技术研发与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工作，研究建立了‘筛—评—控’逐级识别与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形成了《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试行）》等系列标准、技术规范，有效支撑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邹首民说。

　　“筛—评—控”逐级识别与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是指有关单位开展调查和监测，筛选出环境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科学评估其环境风险，再对其实施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刘国正说，由于人们对新污染物危害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新污染物的筛查与环境风险评估还需要不断推进。

　　绿色替代品助力新污染物治理

　　多年来，我国大力研发新污染物绿色替代品、替代技术，有效支撑着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以六溴环十二烷（HBCD）为例，HBCD是一种多溴代白色固体物质，可以作为阻燃剂添加到其他材料中使用。研究发现，HBCD本身具有毒性，容易进入生物体内，HBCD的大量长期累积还可能增加致癌风险。

　　山东是HBCD的生产和加工使用大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邹晓东说，在推进HBCD淘汰过程中，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科学制定方案，协助企业寻找绿色先进的替代产品和工艺技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研究、试验认证，发现甲基八溴醚和溴化SBS（溴化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能有效替代HBCD，并且具备工业化生产条件、环境风险低。原来使用HBCD生产保温板材的企业，仅需要简单调整工艺参数就能使用替代品进行生产，并使产品质量满足国家要求。如今这两类替代品的产能正在不断扩大，产销两旺。”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主任刘强说。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我国强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助力钢铁、化工、造纸、建材等十余个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我国环境和生物样品中有机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

　　不仅如此，我国还为新污染物的全球治理贡献了“加速度”。

　　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首批签署国之一，我国每年减少了数十万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和环境排放，提前完成含多氯联苯电力设备下线处置的履约目标。

　　生态环境部原副部长邱启文表示，签署公约以来，我国建立国家履约机制、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强化绿色替代、参与全球治理等，为履约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02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提出了实施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强化源头准入等要求。

　　根据《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对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强化法治保障。强化科技支撑与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宣传引导，促进社会共治。

　　建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支撑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行动方案》发布后，全国约30个地区发布地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

　　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治理难度大、技术复杂程度高、科学认知不足等困难和挑战。

　　“面对新挑战以及新的防控需求，应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以构建新污染物的风险评价与控制技术体系、建立完善风险评价方法学、识别重点风险源为目标，开展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强调，应大力发展高效、灵敏的新污染物检测技术，实现新污染物识别、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研究，开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风险评价体系研究，发展绿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实用去除技术，研发、构建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涵盖新污染物转化迁移体系的智慧化水网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则表示，面对更为繁复的新污染物环境问题，我国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机制，促进新污染物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新污染物治理效果，保障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例如，通过区块链、深度学习等技术研发绿色替代品；通过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开发针对新污染物的毒性测试和优先化筛选体系等。

　　江桂斌说，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系统可以让新污染物的防控与风险预警更进一步。比如可以从一个化合物的结构设计开始，提出绿色化学合成方案，从源头减少对生态环境具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的产生，为环境友好型替代品的安全设计提供虚拟筛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