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批典型案例分别为广东省清远市陈某华等3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辽宁省大连市王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浙江省杭州市张某等4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上海市高某愿等22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江苏省常州市陈某龙等1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天津市赵某强等1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不起诉案。

　　记者注意到，案例一中，检察机关通过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主动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形成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执法司法合力；案例二中，检察机关强化与海警等部门的衔接配合，就线索互通、信息共享、案件办理、涉案渔业资源处理等加强协作，确保证据充分固定，准确认定犯罪；案例三中，针对非法捕捞涉众犯罪多发态势，检察机关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准确区分罪责，分类处理；案例四中，检察机关深入追查非法捕捞人员历次作业情况、渔获物去向，对非法捕捞、收购、运输和销售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案例五中，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案例六中，检察机关用好相对不起诉制度，做到教育惩处相结合。

　　据悉，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2020年以来，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部署开展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发《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不断完善渔业资源保护法律政策。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各级检察机关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既要依法严厉打击，又要区分不同情形分类处理。不断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协作，对在办案中遇到的司法难点堵点问题认真研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客观收集固定证据。聚焦非法捕捞“捕、收、运、销”全链条，坚持深挖线索，从源头斩断利益链条。在认真梳理案件事实证据基础上，用足用好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注重以案释法提升民众法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