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是美国试图扰乱中国与亚洲国家长期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借口。美国为了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破亚洲国家在政治、经贸两大支柱上的平衡，不断炮制“非市场政策”“经济胁迫”等概念，污名化中国与亚洲国家间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经贸合作局面，解构RCEP等地区多边贸易合作框架。为此，七国集团将启动所谓“经济胁迫协调平台”等工具，以增强其联盟内部的信息共享与协调。构建新的供应链联盟是美国推进“经济安全”的基础，此次会议就提出要在G7集团内外构建加强弹性供应链网络的可信赖伙伴关系，并制定所谓的“透明度、多样化、安全性、可持续、可信度、可靠性”等供应链原则，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并将此原则推广到非G7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范围，进而塑造新的供应链网络体系和全球贸易新规则。供应链体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格局，因而“经济安全”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空间。

“经济安全”是美国在关键战略领域构建联盟伙伴关系的新抓手。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制定了构建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联盟、组织和规则，增强地区内外集体能力以实现“印太战略”的第二大战略目标——“连接”。G7峰会提出为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与弹性，启动实施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四方领导人峰会计划启动“四方基础设施协调小组”，推进“蓝点网络”制定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西方价值观为导向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安全”概念下，美国拉拢相关国家加入其技术联盟，如进一步夯实芯片四方联盟（CHIP4）、AUKUS军事技术安全合作、东盟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CCP）、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先行者联盟”（FMC）等。美国还在“印太地区”与其盟友合作推进包括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的“清洁经济”，推进“美日气候伙伴关系”、“日美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CEESI）、“战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SCEP）等。另外，美国在“印太地区”正增强联盟内的技术互操作性，以AUKUS与QUAD为两大支点构建印太新安全架构。

“经济安全”是美国试图主导全球新技术生态体系和技术治理体系的新“外衣”。“印太地区”正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带，技术权力竞争正在成为国际权力竞争的支柱，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大力推进印太数字战略，塑造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认同，在印太数字空间中植入“自由与开放”的共同价值观，建立多圈层、多功能的技术联盟和伙伴关系，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分层金字塔”技术规则体系。美国为了推进G7数字贸易协议打造数字生态系统和供应链。2021年6月，G7峰会发表的《卡比斯湾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出，要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价值驱动的数字生态系统，推动建立G7数字技术标准合作框架，以信任支持数据自由流动，推进G7电子可转让记录合作框架，促进安全、有弹性、有竞争力、透明、可持续和多样化的ICT基础设施供应链。为制定替代中国技术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投资标准，美国以2019年和2020年布拉格会议达成的协议为基础，就5G网络安全标准达成共识，说服地区国家投资“可信赖和安全”的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2023年G7峰会提出要加强ICT生态系统弹性项目，包括移动通信、卫星通信、海淀电缆、云基础设施，推进5G OPEN-RAN部署，制定电信设备和服务的技术标准，通过G7数字技术标准合作框架，制定数据流动规则，出台针对性的多边出口管制措施，建立所谓“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组成的数字生态系统等。美国将在“印太地区”牵头制定评估框架和标准，以审查数字开发项目，并推动域内国家实施投资筛选计。为推进价值观驱动的数字治理模式，美国借助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千年挑战公司和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等金融机构，在“印太地区”实施数字发展计划和数字治理模式。

综合地看，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经济安全”概念，主要战略目标是削弱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纽带，逐步建立基于“技术政治战略”的新安全体系，从而在经济与安全上形成非对称性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塑造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非对称权力优势、安全格局、战略环境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大变局和复杂激烈的技术政治战略博弈，面对全球性挑战和战略竞争风险，国际社会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冲出迷雾、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