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渔歌（连环画）毕敬虎画

　　由此可以看出，致力于黄海形象及其内涵的整体性把握和总体性建构，并努力从中发掘和归纳出一种内在于历史深处、对当下产生启迪或建设意义的思想力量，是作者在《黄海传》中所要极力达成的文学愿景。

　　从局部来看，以史为纲，以典型人物、事件、场景及其历史关系的讲述为中心，用心讲述海洋知识、地方风俗、民间传说等内容，构成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行文方式。这也是确保《黄海传》具备史学的知识性和文学的审美性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在传记创作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任何虚构都是不允许的。那么，传记中的“文学性”是如何生成的呢？从对有效信息的甄别、提取、整合，到对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反复取舍、酝酿、剪裁，再到对讲述视点、呈现方式和文体样式的选择、磨合、使用，都是“文学性”生成的重要来源。而“文学性”的有无或浓淡，又是衡量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此而论，作者在创作《黄海传》中严格遵循传记写作的底线，即一切以史实为准，历史、人物及其关系不能虚构，更不能篡改。在此前提下，他又特别青睐讲故事方式，对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归集或讲述。比如，对徐福和弓月君等人东渡日本、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海战等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述说，都很讲究铺垫、节奏、层次，努力做到清晰明了而又不失“故事性”。同时作者又注重对情调、场景氛围的渲染或营构，以增强感染力。比如，在《北上与南下》中，对胶东军区主力部队挺进东北过程的讲述，屡屡出现场景渲染和人物对话。作者在细节或细部进行谨慎而有限度的想象。比如，对吴齐琅琊海战交战过程的描写，其中有渲染，有细描，有特写。这些描写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场景，但又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作者对史料观点和原文使用尽可能以间接话语进行整合。这都是为确保这部传记具有可读性而在文学修辞上所作出的努力。

　　为黄海这样一个既丰富又复杂、既实在又虚拟、既宏阔又具体的“庞然大物”作传，是一种极富挑战性、极具难度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从知识储备、史料梳理、篇章构思到落实于纸面或电脑屏幕的具体写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轻松，都需要身力和心力的双重合作与艰辛付出。在此过程中，如何探寻、甄别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如何进入、把握宏阔的海洋时空，如何认知、整合纷繁无序的历史景观，以及如何继承、革新现代传记理念，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为“宏大之物”作传的作者而言，其中任何一环，同样具有不小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海传》，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致力于开拓新领域的传记作品。为城市和江河湖海作传，是近些年传记创作领域的一大热点。《黄海传》为持续认知和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新话题。为黄海作传，此前除不成体系的“片传”或散记外，并没有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总体性的全传样式。因而，对作者而言，如何为黄海作传，即如何传述黄海并赋予其相契合的传记形式，几乎是一种基于个人志趣的新尝试、探索与实践。因此，《黄海传》在内容、写法上的示范价值值得关注。

　　《黄海传》还是一部以系统性和真实性见长、讲述黄海故事、普及海洋知识的科普作品。科普作品需要同时具备知识性、真实性、可读性。以此来衡量《黄海传》，知识性、可读性自不必说，对真实性的严谨建构，更能凸显其珍贵品格。真实性是任何类型传记创作所必须坚守的第一要义。如果脱离真实，任何以传记名义所从事的写作都将失去合法性。作家赵德发长期生活在日照海边，由此所激发和生成的对于海洋认知的“感官真实”，由不断搜集和查阅各类关于海洋的书刊、史料所获得的“文献真实”，由亲临其境、田野调查所累积生成的“客观真实”，以作家视野和经验所淬炼出的关于海洋的“审美真实”，共同造就出作者关于黄海的形象、内涵及对其历史的整体认知。在此过程中，从对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储备与运用，到对中外典籍、文献、传说等众多文化资源的筛选与吸纳，尤其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为创作《黄海传》所倾注的无尽心血。对文献资料的详尽占有，对涉及黄海历史的熟稔，对科学精神的谨严实践，都让人觉得这部传记真实可靠。

　　虽然作者的讲述格外客观，足够冷静，且对事对人一般不作直评，但在其话语背后也不难体悟到寻求与现实对话的强烈愿望。这里既有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有对人类海洋文明的期许。作者写道：“海洋文明，应该是人类认识到海洋对于世界的密切联结，认识到海洋和人类是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从而精心呵护海洋，和平利用海洋，让世界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增加福祉的一种文明形态。”因此，《黄海传》既是一部讲述黄海何来、何样、何为的历史之书，也是一部审视历史、面向未来的镜鉴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