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日军侵华史研究，现任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他与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合作在日本新近出版了一本讲述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与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对数十名侵华日军战犯的深入采访以及对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还原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

　　该书认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程不仅定性了日本对战争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战犯的侵华罪行，更反映了新中国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以及为开创崭新的对日关系所贡献的勇气与智慧。

　　石田隆至说，去年年底日本通过了新版“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性挑战”。日本政府违背事实煽动周边国家威胁、大幅增加防卫费、强化防卫力量等做法让许多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他们的新书通过引述战犯的真实证言，能让更多日本民众重新正视日本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并了解新中国延续至今的和平外交理念。

　　石田隆至介绍说，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州岛，他和张宏波共采访了40名战犯及40多名家属，他们还多次前往中国，采访了20多位参与战犯审判的中国司法机构人员及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归国战犯与日本国内其他战争亲历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有明显不同。

　　“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普通日本军人，并不认为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而会把原因归结到国家命令。即使他们回忆战争中的苦难，也绝不会提及自己的罪恶。”石田隆至说，“而经过新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是战争犯罪。这批人认为，只有将这段战争加害的历史讲述给更多人，才能承担曾经的加害责任，是深化反省、‘赎罪’的唯一有效方式。”

　　石田隆至举例说，曾经在中国对战俘和平民进行过活体解剖的战犯汤浅谦就是战后在日本现身说法的代表。在经历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后，汤浅谦深刻反省和忏悔。他回到日本后，面向社会讲述其加害经历超过600次，是加害证言活动的标志性人物。

　　石田隆至说，汤浅谦在演讲中重点反思自己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时曾经“忘记了”做过活体解剖，直到战犯管理所要求其对罪行进行供述，他才想起那段残忍的经历。汤浅谦反复把“忘记了”的经历讲述给不了解战争的民众听，告诉他们“忘记”意味着根本意识不到应承担的加害责任。这种战犯亲身讲述犯罪经历的活动，让许多未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下一代开始深入思考战争究竟是什么，思考日本社会该如何面对受害者和受害国等问题。

　　石田隆至表示，这些归国战犯在日本开展的和平实践活动，影响了不少战后出生的日本民众。在日本山阴地区，有一个在战犯难波靖直倡议下、由年轻人组成的反战和平运动团体——牵牛花会。这些年轻人花了约10年时间整理出版了战犯们在管理所时期的集体回忆录，成为传播真实历史、传播和平的继承人。

　　“这些战犯回到日本后开展的反战和平活动与不承认战争加害历史、不想提战争历史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审视战后日本社会如何面对那场战争、如何逐渐背离和平原则的一面镜子。”石田隆至表示，无论日本政府层面还是市民层面不仅极少有人“承认侵略”，还将认罪归国战犯视为被“洗脑”的异类，不断排斥和打压他们。

　　石田隆至表示，日本战后不但不肯诚实地向曾经侵略过的中国道歉，反而与美国一道封锁、围堵新中国，这足以表明日本在对华侵略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如果日本不正视过去的加害历史，而仅追求宪法提及的空洞的和平理念，最终将会抛弃和平宪法，重蹈战争覆辙。

　　石田隆至说：“在21世纪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重温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历史，是我们对日本政府停止走上战争道路的和平呐喊。”